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 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 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 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 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 「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 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 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 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 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 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 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 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 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 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 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 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 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 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 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 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 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 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 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 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 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 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 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 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 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 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 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 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 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 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 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 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 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 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 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 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 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 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 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 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 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 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 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 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 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 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 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 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 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 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 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 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 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 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 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 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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