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 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 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 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 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 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 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 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 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 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 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 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 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 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 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 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 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 

「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 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 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 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 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 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 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 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 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 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 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 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 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 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 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洪君彦和他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去年三月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本叫做《我的非正常生活》（海南出版社）的新书， 甫出版，立即哄动全国，荣登各省各市的畅销书排行榜，即使在读书风气不盛的 香港，依然卖得好。这样的一本书，页数很薄，内容却很「厚」，因为它既述说 了作者四十年的当代经验、也忆及了作者近百载的家族传奇，它既摩登又传统、 既活泼也沉重，几乎每个世代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得到足以引动自己兴趣 的材料和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洪晃。 　　 洪晃是名人，更是名人之后，言谈幽默的她曾替自己取了一个有趣的浑号﹕名门 痞女。 　　 洪晃的外祖父，来头大，就是生于清末、走过民初、经历解放、熬过文革，最后 以九十三岁高龄病逝于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洪晃的母亲，来头也不 小，就是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语补习老师、曾于七十年代参与过不少重要 外交任务的章含之。洪晃的继父，来头也重要，就是曾被誉为「自周恩来之后最 出色的中国外交官」的乔冠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一般人恐怕不太熟知，但在 中国学界却是响当当的人物，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即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历任 教授、研究室主任、系主任、学术委员等职，主授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等课程， 桃李满门。至于洪晃本人，出生于一九六一年，十二岁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 学生的身分赴美读书，廿五岁那年返回中国，担任跨国企业的驻华代表，其后自 立门户，搞网站、办杂志、写文章，成为名人﹔她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第 一次嫁给一位美国律师，第二次嫁给中国导演（陈凯歌），第三次嫁给一位法国 官员，在她眼中和笔下，「男人分两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结婚 前用上半截，结婚后露下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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